而汉易中以坎、离、震、兑为四正卦的图式，乃文王之易，是伏羲易的推衍，称之为后天之学，属于形而下之末。
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四书章句集注·孟子·尽心下·仁也者》）将仁当作理、人当作物（身体）的二元化看法不仅过于松散，未见出仁与人、成仁与成人的相互内在需要，而且容易将这理变为与人欲对峙的天理，殊失孔子德色不二，好德如好色（《论语·子罕》）和《中庸》里讲的造端乎夫妇（章十二）的旨趣。
在此书中，仁出现了一百多次，却各依情境而成言，而且表面的意思可以相差很远，比如克己复礼与爱人，管仲是仁还是不仁，等等。（《论语·宪问》）而在孔学意义上的好学者就是真仁者了。（《论语·雍也》）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夫执中之训，肇于中天。而颜渊之所以能够其心三月不违仁（《论语·八佾》），就是因为他在穷困中仍然不改其（学艺之）乐而长处之。
它们既可以是形象化的鬼神，又可以是方法上的、思想方式上的鬼神。仁是最有儒家特色的一个词。二十年前我把研究对象从发达经济体转向中国等正快速变迁的社会，然后又延伸到经济史、社会史的话题，包括量化历史研究，这一系列拓展都是兴趣驱动。
甚至即使参与了海洋贸易，也缺乏唯一神帮他们建立跨期信用体系、最优分摊航海风险。这些历程中，不同文明分别在不同时期加入，相互竞争较量，分别在各个时期胜出。物质生产力度量的是一种文明征服自然世界、改造自然世界的能力，而风险应对力度量的是其构建人的世界的能力，通过组建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改善应对自然风险和人造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在孔子之后的两千多年里，儒家吸收了其他流派的精髓，包括佛教、道教甚至基督教、伊斯兰教。
若说海上丝路起步于春秋战国，可是，一直到唐初，海道主要还是由南越、闽越、瓯越人以及东南亚商人主导。而儒家的义跟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义十分不同，前者基于血缘亲疏、辈分先后、年龄长幼、男女尊卑确定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义，也就是通常说的名分等级秩序，而后者是基于对单一神的共同信仰。
为什么阿拉伯人后来居上？他们具备什么优势？而从16世纪初开始，葡萄牙人基于国家出资模式和枪炮优势，战胜穆斯林商人，成为印度洋、南海、东海的主导者，这又是为什么呢？再到17世纪中期，海上丝路的主导权又发生变化，这次被代表新教文明的荷兰人夺得，荷兰人以私营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发行融资与风险分摊模式，战胜葡萄牙的国营模式。按照今天人们熟悉的投资术语来说，在风险和回报之间，投资者既可以选择忽略风险、只追求最高回报，也可以选择追求最低风险、不在意回报。编辑部：宗族凝聚受到穆斯林礼拜的影响，这真是一个有意思的论点。您好像并不认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夫一妻多妾制度与其他文明的一夫多妻制有什么差别。
许多同仁经常讲，儒家精深博大，怎么可以用婚礼习俗、家庭建构、族谱族规、祠堂祭祀，或由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这些来加以概括呢？这不是太小看儒家了吗？我要说，其他只是为儒家愿景服务的枝节，而非内核。我想搞清为什么中国与其他国家不同，往早期历史追问，于是就有了《文明的逻辑》这本书。除此之外，书的第四、五章也谈到迷信与各种风俗在保障婚约和人际责任与义务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包括在祠堂祖宗牌匾前的誓言跪拜，可以借助祖先神来保证婚约的稳定。作为中国人，我们有责任更完整地认知我们的祖先留下的儒家文化和其他文化。
换言之，一旦我们不只是以物质生产力评判，而是也引入风险应对力这个标准，儒家在两千多年里给中国社会的贡献是显著的，我跟同仁的许多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儒家社会虽然在两千多年中并没提升征服自然世界的能力，人均收入基本没变，但，正是为了解决风险对生存的挑战，儒家才在婚姻、家庭、宗族和社会构建诸方面不断创新，带给中国人越来越安全的生活。
但是，如果我们从人类如何应对风险挑战的视角去解释《周易》所谈的内容，那么，就顺畅多了。20世纪80年代，我从计算机工程转到经济学，就是因为对人类社会的兴趣。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基于风险应对力视角对儒家文明的历史绩效做评估，显然不同于韦伯、李约瑟、伊懋可、莫基尔（Joel Mokyr）等基于生产率的评估。我们将284个府的样本分为弱宗族和强宗族两组。编辑部：尽管儒家在防范社会风险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可是在社会经济发展这个问题上，儒家的成绩似乎并不理想。或者说，儒家的目的在于实践，是先有了某种规范人际关系、建立社会秩序的愿景，然后推出各种思想、伦理规则、行为规范甚至各式各样的文学艺术，去实现那种愿景、为愿景服务。当然，更重要的是在20世纪之前，除了基督教社会之外，各农耕社会几乎都为一夫多妻制。华人在东南亚的表现也印证了宋代儒士的贡献。
与此相对应的，汉代时儒家书籍占所有中文出版物的39%，到宋代上升到71%，明代更是占82%。所以，当我看到经济史、文明史、人类发展史的著作普遍以物质生产力（生产率）作为尺子，去度量各社会各时期的文明进步程度，而忽视它们针对风险挑战所做的创举时，我就觉得很片面。
在我看来，儒家经济学这一课急需补上，否则难以真正认知儒家的全貌。这些年，我跟同仁做了不少研究，就是要展示作为经济体系的儒家在历史上对中国社会到底做了哪些贡献。
这些经历留下一个折射中华文明跟其他文明磨合竞争的完美案例。《文明的逻辑》第九章借助经济学和风险逻辑，从宗教尤其是一神教角度寻求答案：因为儒家不是一神教，没有唯一神激发华人远离故乡外出传教，探寻、征服未知世界。
或者说，是儒家的这种成功，反倒成了外部金融发展的阻碍。特别是在明太祖朱元璋大举推广《家礼》之后，朱熹的贡献变得更加突出，把儒家愿景由思想彻底转变成具体行动，重构了老百姓的生活，明清时期中国人的风险应对力也因此达到新高。在这些观察的基础上，我跟同仁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在华人于南宋初期逐步流散到东南亚之前，佛教和印度教文化是这些社会的主要基础，但这些宗教的社会化组织程度很低，不仅远低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甚至也远低于儒家。
其次，正因为孔子选择了最小化人的生存风险、选择了稳定压倒一切，不在乎物质生产力的提升，所以，自汉代开始，尤其宋代以来，中国精英的注意力都放在精细化儒家秩序上，挖空心思推出各种规范人际关系、社会结构和国家治理的细则，儒家文化与体制创新占据了他们的时间和心思，而没有精力顾及科技创新、征服自然的创新，使生产率长久停滞不前，所以，就有了李约瑟之谜，机会成本很高。如今，工业技术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金融市场和商业市场也非常发达了，基于义的解决方式在成本和收益上不再合算，非市场化的互助合作方式也完成了历史使命。
可是，进入定居的农耕时代之后，因为可以跨期储存食物、重复种植养殖等，虽然物质生产能力没有得到明显提升，但生存风险大大下降，尤其是男人不再需要外出狩猎、战争频率下降，非正常死亡的风险降低。剩下的府级样本里，金融发展差别更加显著，如图2所示。
我真心希望有很多年轻学人从《文明的逻辑》这部书中看到应用社科方法、量化方法的好处与潜力。但是，我的分析主要以风险挑战作为解读文化、社会与组织创新的线索，并基于此来度量其实践绩效，而韦伯更多是从宗教教规出发，看教规的约束与解除对经济与社会行为的影响，也从新教改革之后看加尔文教规是如何激励信徒去追求财富的，并催生资本主义的兴起。
首先，是以牺牲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为代价的。为什么留着我们21世纪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留着电脑技术、留着那么多可以量化的历史档案不用呢？这些都是我们当代学人相对于前人的真正优势和机会。温方方，《清华大学学报》编辑部] 进入 陈志武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文明 儒学 风险应对力 。基督教也号召信徒四海为家，传播上帝福音，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新约·马太福音》）。
您考察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认为中国人从事海外贸易的本领远不及阿拉伯人和欧洲人。由此，近两百年关于人类历史、文明变迁的研究认知基本都基于生产率标准，并由此聚焦到科学技术的发展维度上，因为科技进步是提升物质生产力的主因：你的文明如果不能推进科技发展，你的文明就不行。
其详情如何？ 陈志武：海上丝绸之路是这些年的热门话题，但很多人对其中的许多细节未必已经理解清楚。编辑部：早期人类面对风险挑战，形成了多种社会组织，其中重要的一种就是婚姻家庭。
比如，时到今日，还是有许多社会缺乏发达的金融市场和社会福利，所以，还是有一些社会法律上允许一夫多妻，尽管他们在观念上都知道一夫一妻已经是现代社会的主流。首先，在隋唐，科举考试是世家贵族子弟的特权，宋代将其扩大到草根子孙，平民也有资格参考。